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观念文化，它是对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意义的解说。这种解说可以是肯定性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哲学的解说，社会生活就缺乏协调的社会意识基础。如，中国传统哲学，是对小农经济体制和专制政治体制意义的解说。其主流解说方式是家族主义（忠孝礼义）、中庸之道（仁义礼智）、天人合一。西方近代哲学，是对近代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及民主政治制度的解说，其主流解说方式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幸福主义。
近现代中西哲学的碰撞，与过去的中印文化碰撞相比，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印当时的科学、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处于同一范型，因此哲学解说的方式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而中西科学、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当时却处于完全不同的范型，具有相当的排斥性。因而引发了关于中学西学的激烈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关于中西哲学的关系，出现了三类主张，即复古派（如曾国藩、薛福成、李鸿章的“西洋之器与中国之道”）、西化派（以胡适、陈序经、陈独秀为代表）和折衷派（如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杜亚泉的“动静互补”、梁启超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互补”，钱穆的“人生艺术与科学精神互补”，陶希圣的“中国本位”，张君劢的“儒学为本、沟通中西”）。
中西哲学的碰撞结果，并不完全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受到现实生活方式变化的制约。在科学、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竞争中，西方的文化范式占有明显的压倒性优势，从而迫使中国的整个经济制度和知识体制不得不向西方的模式转变。这种转变是一种范型的转变，因而是整体性的。这种转变必然要求哲学予以相应的解说，从而导致哲学转变的趋势。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伴随着实用技术的接受和发展，科学思维已经成为观念文化的基本内容。而对科学的解说，就必须肯定理性和逻辑在思维中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人对物质生活幸福的追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而，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生活意义的解说，就必须肯定追求物质生活的合理性。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的自由交换和竞争为基础的，而商品交换和竞争是以个人享有独立权利为前提的。然而，在传统中国哲学的视界内，理性、对物质生活幸福的追求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都无法得到充分的解说。因此，中西哲学的冲突，最后转为中国实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转变与中国传统哲学解说的局限之间的冲突。这种外在冲突的内在化，是推动中国哲学拓展视界的真正动力。中西哲学间的对话为中国哲学视界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因为西方近现代哲学是对西方科学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解说，而这种解说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可以比较直接地扩展中国哲学对现代思维、社会和人生意义的解说。
但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的整体转变又具有特殊性，它不完全是范式的转换，而是视界的拓展。既然是视界的拓展，就不可能是对原有视界的完全抛弃，而是要在原有视界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并在不断的对话过程中促进其发展。在中国哲学拓展视界的实际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生主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道法自然）、格物致知（如《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方法）、民本思想（民贵君轻、天视民听、民为本）被发展起来。但寻找传统哲学中的生长点，并不是将传统哲学概念拿来照搬照用，而是在用其回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对其重新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视界拓展是一个对传统不断重释的过程。如从传统的“民”的概念向“公民”概念的转化，从传统的“权利”概念向现代的“权利”概念的转化，从传统的“大同”概念向“平等”概念的转变，从传统的“仁”向“人道”概念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上要求全盘西化的主张，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它并不能说明中国哲学实际的转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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